胡适是五四时代应运而生的新文化英雄；也是新中国初期思想文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曾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和热爱；也曾遭到缺席的审判和充满仇恨的清算。在不同的时代他的名字被反复提及，这本身就证实了胡适在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。90年代以来，胡适研究悄然升温，学界对这位“暴得大名”又各执一词的人物多有兴趣，背后隐含的说法显然不那么简单。
但胡适的正面形象，始终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得以阐发的，他是白话文的首倡者，“八不”主义的提出者，《尝试集》的作者，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开创者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——两个“半部《论语》”，又使胡适获得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，这些都是胡适主要的被述对象。胡适的文化英雄形象，也正是因这些辉煌业绩塑造起来的。想当年少年得志、道德文章的胡适该是何等风采！可是每当看到照片上胡适儒雅的形象，想到他为人处事的从容谦和以及在大时代处乱不惊的万千气象，我曾和友人说：老觉得他有什么事。这当然是一种玩笑，也是基于胡适婚姻状况的一种“艳体”想象。
读了周质平先生的《胡适与韦莲司》一书之后，并没有感到惊讶和意外，这倒不是说那玩笑式的猜想果真有了谜底反而泄了气，而是感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化英雄更加平易和值得敬重。特别是在复古之风日盛而古风荡然无存的今日思想文化界，胡适以他发乎情、止乎礼的50年情感波澜，告知了我们他的优雅和人格，告知了在大时代才会产生的那种胸怀和气度，他用50年的情感煎熬，却让我们领略了人生中别一番诗意。而这些，恰恰是在他那辉煌的“高大全”的业绩中难以体察的。
胡适的婚姻和情感纠葛常常被人议论，他个人作为当事人也曾有过坦率的独白。批评者如陈衡哲认为胡适是个“胆小的人”，背后隐含的话语无非是说，一个反对旧文化的英雄，轮到自己就含糊了；同情胡适者如周质平先生，既认为胡适是旧礼教的牺牲者，同时又因旧礼教而树立起了他的“道德形象”；胡适个人则因社会对自己婚姻的赞许而自嘲为占了“意外的便宜”。包括胡适自己在内的上述议论，因其立场不同都有相对的合理性。但世界上最说不清楚的大概就是婚姻和情感问题，这个最个人化的东西用尺子是没法衡量的，不然也就不会有“永恒主题”一说了。因此，无论是胡适还是别的什么人，凡涉及个人情感问题的，即便有“铁证如山”的档案材料，也仍然是学术性的“猜测”罢了。
但读罢此书令人慨然系之的还是那情男痴女的笃诚和分寸，这份情谊，再迈出一步也就变成散文了，诗情淡出后就与寻常人家别无二致；后退一步，各奔东西没了下文，人世间比比皆是。正是胡适与韦莲司50年的情份，才显示出了不流俗世的山高水长。就凭胡适既柔情似水又坦然处之这一点，他就是个大人物。当然对这种最个人化问题的处理方式，又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和操守。从胡适与江冬秀、韦莲司的关系中，也隐约透露了胡适对新旧文化的态度，他在反传统问题上，一开始就不如陈独秀来得果决和勇武，这与胡适个人性格是不是也有关系呢？一个复杂的、迟疑的人之所以让人更怀有兴趣并感到亲近，那是因为他的矛盾是人性的矛盾。
同时让人感佩的是韦莲司女士。她为另一种文化所哺育，对那种文化我们所知甚少，但幻化为韦氏身上所体现出的对情感的持久维护、以及因爱而拥有的博大和力量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那决不是《泰坦尼克号》或《廊桥遗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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